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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
作者: 吴思宇 王喆  发布时间: 2015/1/21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已然成为包括我国的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如何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有效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成为了理论界及司法界所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感化为辅”的原则,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该法律规定仍存在约束力较弱、实践操作上存在障碍等问题。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 未成年人犯罪 合适成年人到场

 

一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概述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渊源及发展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指为了避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要求合适的成年人参与的制度。该制度源于英国1972年的肯费特案,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及《警察拘留、对待及询问当事人执行守则》中得以确立。在肯费特案中,三名少年因涉嫌谋杀,在没有任何成年人到场的情况下作出“有罪供述”而被判重刑,后经证实为冤案。有鉴于此,英国法律规定,警察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有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情况下,不能对未成年人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讯问时没有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施行之初,英国警察存在嫌麻烦等抵触情绪。但实践证明该制度提高了证据的权威性,可以防止警察被诬告,于是逐渐得到警察的认可。

2003年以来,中国多地在办案中试行这一制度,形成了多种模式,积累了实践经验。一是上海的救济模式,即合适成年人是法定代理人的补充,合适成年人只有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才可以到场。2004年起,上海长宁、浦东等区检察院通过与综治部门、青保部门、团委等沟通协调,聘请由学校教师、共青团干部、青保干部以及“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或专业社工等人员组成“合适成年人”队伍参与刑事诉讼。检察机关先在办理未成年人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探索实践,后公安(看守所)、法院逐步向侦查阶段、审判阶段延伸。截至2010年底,上海己有13个区225名“合适成年人”作为临时家长到场参与讯问或庭审,448()进入看守所开展工作,1523()参与诉讼,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来沪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难以落实的问题,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二是昆明盘龙的独立模式,即合适成年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即使法定代理人到场,合适成年人也可以到场。三是厦门同安的包容模式,法定代理人是合适成年人的一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邀请法定代理人、亲属到场,如果法定代理人不能或不适宜到场时才邀请其他成年人到场。四是苏州的“吴中经验”。2009年,苏州吴中区法院与区妇联联合成立“爱心妈妈团”,下设合适成年人管理办公室,负责合适成年人的遴选、培训、监督。合适成年人(“爱心妈妈”)介入少年刑事审判程序,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在庭审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程保护”和感化教育,以社会调查员的身份接受质询,并在判决后适当介入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扶矫正工作。五是天津的企业参与帮教模式。20124月,天津东丽区检察院与团区委、公安机关协调后,确定驻区企业天津泽远工贸有限公司和天津鑫方盛五金交电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作为首批“未成年人教育帮扶基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帮扶基地建立劳务关系,接受企业的帮扶教育,同时企业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履行职责,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担负取保候审保证金,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

2013年,修改后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及其配套制度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该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

1. “合适成年人”的范围

   合适成年人是为未成年人在接受公安、司法机关审讯时提供帮助的、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非司法人,新刑诉法第270条明确了可以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人员范围,包括:(1)其他成年亲属,即除了近亲属之外、关系密切且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成年亲属;(2)未成年人所在学校老师或单位代表;(3)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4)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如共青团干部、青保干部、专业社会工作者或“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工作人员等。

2. “法定代理人”与“合适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区别

 “法定代理人”与“合适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也交叉重合之处,如均可以了解未成年人健康状况、权利义务知晓情况、合法权益有无遭受侵犯等情况,可以对办案人员的诱供、逼供或其他侵犯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控告,可以阅看核对讯问笔录或庭审记录以及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等。但前者的权利广于后者。法定代理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享有与被代理人相当的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分散在诉讼活动各个进程中,包括控告权、要求回避权、申请取保候审权、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权、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以及最后陈述权、上诉权等。

 

二 现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实践缺陷

我国现行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对讯问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但由于该法条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具体适用标准模糊不清,也因此给司法实践增加了难度,存在一定缺陷。

(一)法律层面上存在的缺陷

1. 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尚待细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合适成年人的到场监护、监督、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对于如何行使该权利义务确没有细化的规定。例如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询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条文中虽然规定合适成年人在办案人员讯问、审判中出现违法行为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却未说明如何提出意见,是可以及时制止讯问、审判,还是可以代理未成年当事人提出控告申诉。[2]此外,虽然新刑诉法确立了合适成年人的地位和权利,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作为一名未成年当事人的合适成年人如何履行自己的义务,是否应该就案件当事人的犯罪动机、目的以及其家庭背景有相当的了解,是否从哪几方面去了解未成年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犯罪后的态度等并形成调查报告,综合分析,有助于对其积极教育、感化、挽救。而这一点早在英国《警察及刑事证据法》中作了详尽的规定,例如合适成年人在讯问时观察警察行为是否得当、公正,是否有违法行为、是否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帮助警察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交流、是否在到场参加讯问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社会背景等有所了解。诸如这些具体的规定,新刑诉法中没有细化。

2. 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言辞证据缺乏监督机制

    新刑法虽然赋予了合适成年人到场监督讯问、审判、审查笔录等权利,但是对于侵犯该权利的行为缺乏监督机制和救济手段。例如我国虽明确规定了讯问时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但是并未规定如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合适成年人未到场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证据效力,是否可以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这些情况都是需要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刑诉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都应当予以排除。”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将合适成年人未到场取得的言词证据列入非法证据而排除。如若该言辞证据是在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而获得的,该言辞证据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可以视为以欺压手段获得,在审查过程中应将该言辞证据以此为理由而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3. 对合适成年人的适格问题未作规定

新刑诉法弥补了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时由合适成年人保障未成年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缺陷,但是却对如何选择合适成年人未作明确规定,即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作为合适成年人,由谁来选择谁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笔者认为合适成年人的选择应该是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同时又具有爱心有较强沟通能力的人予以担任,甚至应具有较丰厚的心理学知识,可以了解未成年当事人的身心特征,这样才能有效的担当起当事人和办案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才能和未成年当事人真正的“心贴心”。

(二)实践层面上存在的缺陷

 1. 制度的经费及组织保障不健全       

要落实好这一制度,首要问题就是费用问题。通知合适成年人参与到案件中,不仅要物力和人力,更要财力保障,这些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来说,特别是在基层检察院是难以做到的,财力和人力这两大方面的问题都很难得到解决。同时,该项制度的实施需要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之间共同的配合,但在实践中由于各部门的各司其职,缺乏统一有效的运作。

2. 配套措施欠缺

   首先,外来人员流动大,大量的外来未成年人远离父母、居住地。通知外来人员的法定代理人、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均存在着通知时间、通知方式、来往费用等问题。[3]一方面有部分未成年人不愿意告知父母的准确的联系方式,另一方面审查逮捕时间较短,即便通知到法定代理人,父母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赶至参加讯问。而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更存在着来往费用承担的问题。是否到场的选择权在于上述单位、个人。在法定代理人等均无法到场的情况下,除少数己经建立起合适成年人机构、队伍的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实际并没有救济途径。

   其次,与侦查需要相违背。抓捕、讯问犯罪嫌疑人不因时间而有所限制,侦查机关在一天24小时内的任一时间段都可能抓获犯罪嫌疑人,并进行讯问。侦查要求抓获犯罪嫌疑人后能迅速、果断的讯问,以达到讯问的目的。而通知法定代理人等人员到场、确认是否到场、等待到场等问题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及时参与讯问的情况下,最佳的讯问时间将被错过,不利于案件的侦破。

 

三 完善现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建议

(一)明确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职责与权利,规范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工作程序

   必须将合适成年人到场落实到各单位及人员,明确各自承担的职责与享有的权利,规范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工作的启动、通知、委派及到场程序。一是办案机关启动程序。办案机关发现与法定代理人无法取得联系的、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到场的、法定代理人经通知在合理时间内无法到场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且应当书面记录在案。如果未成年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可由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更换另一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拒绝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应查明原因,并向其说明到场原因。如果未成年人仍坚持的,应当准许,并记录

在案,合适成年人应当离场。二是办案机关及时通知。办案机关需要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委派申请,有必要时也可以向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申请。三是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及时委派。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收到办案机关通知后,应及时选派一名合适成年人到场履行职责。四是合适成年人及时到场,认真参与。合适成年人应按照办案机关或未成年人保委会办公室的要求,持《合适成年人服务记录》和身份证按时到场履行职责,陪同涉案未成年人参与诉讼程序。为了降低涉案未成年人的紧张感,办案机关应尽量保证每次都有同一合适成年人到场。

(二)根据地域、人员划分合适成年人范围,建立合适成年人队伍

由于讯问时间不固定、时间紧迫、合适成年人距离办案机关远等原因,可以由各派出所、检察院、法院根据各机关的需求建议合适成年人名单,选取较为固定的共青团干部、司法社工、各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离退休老干部、居住地基层组织的代表、教师、法律援助律师、人民陪审员、其他热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人员内选取符合条件的人员,建立一支有效的合适成年人队伍。

(三)规范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合适成年人队伍的日常管理

应当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合适成年人的日常管理工作,如招募、人物分配、服务记录、培训指导等。合适成年人应当帮助未成年人正确理解讯问、询问、庭审的涵义,不得以诱导、误导等行为妨碍司法活动;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及涉案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在办案结束后,配合办案机关开展回访、帮教工作;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合适成年人也享有了解涉案未成年人的基木情况,阅读笔录、对笔录的准确性、完整性提出口头意见和建议并确认及签字,对讯问、询问、审判中发生的违法、不当行为提出意见等权利。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定期对合适成年人开展业务培训,保证合适成年人符合基木条件的同时,了解自身权利和义务,并依法履行。

(四)增加经费来源渠道

一是要求政府在财政上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给予一定的支持。在地方上成立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经费的运用有委员会负责,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建立专门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暂时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负责。二是吸收社会资源接受社会捐赠或成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基金的方式来增加经费。三是建立司法罚没专款专用制度,即从刑事案件的罚没缴款中重新划出一部分罚没款归专门机构,用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建设。[4]

(五)建立公、检、法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实行合适成年人“一站到底’,

由于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贯穿着刑事程序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三个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合适成年人的积极作用,公、检、法三家应相互协调配合,实行“一体化”工作模式——即除非确认存在不良因素或不利可能,由同一人员担任涉案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合适成年人。这一做法,将有利于合适成年人掌握涉案未成年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情绪变化,有利于其了解案情的全部情况与案件进展情况,从而更加有利于他们履行相关职责,如:缓解未成年人心理压力,协助与司法人员沟通等。此外,合适成年人“一站到底”亦可以避免频繁更换合适成年人给涉案未成年人带来的焦虑恐惧。



[1] 赵旭辉:《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制度设计和实现途径》,《公安研究》2013年第11期

[2] 冯辉:《浅谈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8期

[3] 郑媛媛:《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研究》,《法制博览》2013年12期

[4] 何挺:《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实证研究》,《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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